从圆明园带走的麋鹿，18只躲过了灭绝的命运，它们现在怎么样了？

麋鹿,这种兼具马、鹿、牛、驴特征的四不像动物,与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渊源。它曾是我国皇室的猎捕宠物,又在外敌入侵后沦为战利品,终于在海外百年流离后得以回归故乡。麋鹿波澜壮阔的命运,反映了中国社会变迁的缩影,也饱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深刻寓意。

麋鹿,这种独特的有蹄类动物拥有马的头部,鹿的角,牛的蹄,驴的尾巴,古人称它为“四不像”。麋鹿性格温顺,长相古怪,深受中国皇室的喜爱。

早在周朝,皇室就开始圈养麋鹿做为猎捕目标。一千多年后的元代,蒙古皇室更是对麋鹿青睐有加,他们在野外建立专门的猎场,把麋鹿圈养其中。麋鹿慢吞吞的奔跑方式很适合马背上的皇室成员猎捕,数量多少还常常被当作骑射技术的证明。

每当皇室成员带领朝中的文武百官进入猎场捕猎时,麋鹿就成了他们竞相争夺的目标。谁能射得麋鹿最多,就代表他的骑射技艺高强。这也成为权贵之间竞争功勋、获得皇上的青睐的方式之一。一时间,皇室成员争先恐后的赶到猎场,只为争夺更多的猎获。

与此同时,麋鹿也常常出现在古人关于理想君主的写作中。在古代文人学士的笔下,麋鹿的形象经常被赋予仁政的象征意义。《孟子》中就记录了这样一段典故:梁惠王带孟子游览皇家园林,看到麋鹿时颇为喜爱,转头询问孟子道:“贤者亦乐此乎?”孟子敏锐地捕捉到梁惠王试图在麋鹿身上投射自己作为仁君的形象,便顺势回答说:“园林虽美,无如仁政。”

孟子的回答巧妙地将话题引向了仁政,让梁惠王意识到麋鹿仅仅是一种动物,而真正重要的是自己作为君主能否施行仁政。这反过来又使梁惠王更加注意麋鹿这一仁政象征的维护,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由此可见,麋鹿在古人心目中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猎捕动物,而成为一种君主仁德的象征寓意。这也使得皇室对麋鹿的喜爱超乎其他动物,并将之视为重要的皇权象征之一。

麋鹿原本主要栖息在我国中东地区的沼泽地带,以水生植物和苔藓为食。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它们的生存环境日益缩小。明清时期,这一地区逐渐开发为人类耕地,大量沼泽地被垦为田园。与此同时,皇室和平民的猎捕也导致麋鹿数量急剧下降。到了清朝,野生麋鹿仅存几百只,主要被困养在皇家园林之中。

人类活动空间的扩大与麋鹿生存领地的剥夺是对麋鹿数量最致命的打击。沼泽地原本是它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和适宜的生存环境。而沼泽地被大规模开垦,直接导致麋鹿失去了家园。

与此同时,皇室对麋鹿的**热情也加重了它们的困境。麋鹿被视为皇权的象征,因此皇室专门设立猎场圈养麋鹿,作为**的目标。而平民百姓也会捕猎麋鹿以丰富生活。双重压力下,麋鹿数量迅速萎缩。

到了晚清,野生麋鹿已经濒临灭绝。仅存的几百头被困养在皇家园林内,成为皇室**和观赏的目标。它们失去了**,也难逃灭绝的命运。1894年,北京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园林洪水冲垮,麋鹿纷纷逃脱。因灾民食粮短缺,被**分食一空,野生麋鹿濒临灭绝。

1860年第二次**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侵占圆明园,将仅存的麋鹿悉数掠去。这批战利品麋鹿被运往欧洲,因为环境食物的变化,大多数难以为继,最终只剩18只苟延残喘。

野生麋鹿在中国濒临绝迹,正值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频发之时。这同样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动荡变革的写照。麋鹿这一中华文明中的瑰宝,也在历史变迁的洪流中濒临消亡的边缘。它的命运与当时的中国民族命运休戚与共。

18只幸存的麋鹿被英国贵族贝福特公爵收留。公爵在自己庄园内为它们安排了类似故乡环境的栖息地,麋鹿们才得以在英国立足生存。小贝福特公爵接手庄园后,非常喜爱这些来自东方的珍禽异兽。他派专人研究麋鹿的生存习性,试图营造出一个贴近中国湿地的人工环境,以满足麋鹿的各种生理需求。

公爵本人也经常亲自观察麋鹿,记录它们的一举一动。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望见麋鹿躺在芦苇荡中,有一种萧瑟之美。”麋鹿静谧温顺的性情赢得了公爵的青睐。在他的精心照料下,麋鹿们在庄园里繁衍生息。到19世纪末,麋鹿数量已达到255头之多,它们的后代在庄园里生生不息。

小贝福特公爵也将部分麋鹿分给了欧洲的动物园,引起不小轰动。欧洲人对这种奇特的“四不像”动物极为好奇,纷纷前来一睹真容。来自遥远东方的麋鹿成为许多欧洲动物园的明星。

在饲养员的细心照料下,麋鹿们也逐渐适应了欧洲的环境,正常进食、生育。它们很快在欧洲动物园里繁衍增多,如同找到了第二个家一般。这批曾濒临灭绝的生灵终于重焕生机,在异国他乡得到了新生。

20世纪初,欧洲战乱频发,小贝福特公爵为保护麋鹿,四处将它们转移分散到更为安全的地方,使麋鹿免遭战火波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公爵不遗余力地保护麋鹿后代。战乱结束后,他也主动联系中国政府,商讨麋鹿回归故乡的事宜。可当时的中国局势仍不稳定,难以提供适宜的环境,只能搁置此事。

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各方努力下,第一对麋鹿被引入中国,但遗憾的是它们没有成功繁殖,成为一个遗憾。之后中英双方继续磋商,终于在1985年,在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协助下,英国伦敦动物园无偿将77只麋鹿送回中国,让这一中华文明瑰宝得以回归故土。

这是中英双方历史学者、动物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麋鹿不仅是物种本身的回归,更有着文明回流的历史象征意义。它预示着中国正走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能够重新拥有这一早已在战乱中流失的文明瑰宝。

起初,麋鹿们还不太适应中国的环境,工作人员需要精心照料,它们才能渐渐习惯新家园。随着各地设立的麋鹿保护区的努力,麋鹿们逐步回归野生。

1998年湖北石首一批麋鹿被洪水冲到洞庭湖,在保护人员的关注下,麋鹿们经过长途游泳后,完全适应了新的湖泊环境,可以自给自足。这批历经劫难的麋鹿终于重新回归自然,这无疑是一个喜讯。

为了让更多麋鹿重返野生,各地政府和保护机构探讨让麋鹿“野化”的最佳方案。通过观察麋鹿的活动习性,设立适宜的保护区,渐渐减少人工喂养,鼓励它们觅食。同时派专人在隐蔽处进行观察与保护。

在各方努力下,麋鹿群体逐步适应野外生存,学会觅食,重拾警惕性。现在中国已建立38个麋鹿保护区,野生麋鹿数量恢复到7000多只。它们重新回到长江流域的湿地家园,开始融入这片生生不息的自然世界。

麋鹿这一中华文明瑰宝的回归,更反映了一个民族内在文化力量的重新振兴。正如麋鹿重返大自然,在生态环境改善后重拾生机一般,中华民族也迎来复兴的新时代,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